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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仁静是中共“一大”十三位代表中最年青的一位代表,参会时年方19岁,同时也是“一大”代表中活得最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。他的一生经历丰富,但多劫难。他曾是北大学生,热血青年,向往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,与许多同辈党人一道,远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。由于个人观点倾向与斯大林相左的托洛斯基,并与之有师生之谊,回国后因言获罪,被开除中共党籍;抗战胜利后,他赋闲在家,不问政事,靠编书卖文为生;1949年后与留在北京城里的王明一道,成为边缘人,倍受各种运动的羞辱。1987年8月5日,在北京新街口大街上过路时被一辆公交车不幸撞翻,喋血倒地,结束了他85年的坎坷人生。

1987年8月5日5时20分左右,北京一个普通的盛夏清晨,微风习习,树枝轻摇。一位个子不高、白发稀疏的老人,手里拿着一柄长剑,从新街口外大街的一幢楼里走了出来。他要去马路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晨练。横穿马路时,一辆22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,老人还没来得及反应,就被车撞倒了,送到医院后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。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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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“文革”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,每个中国人都身不由己地置身其中。刘仁静由于历史原因,历次运动屡受批判,此次当然也在劫难逃,受到批斗、抄家、勒令打扫胡同,清洁厕所等“待遇”自不在话下。最后更因他在胡同口墙上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文革传单,因为眼睛视力差,想带回家细看,而被红卫兵发现后殴打,批斗收审,并于6月被公安部以“反革命罪”逮捕,罪名是“有颠覆政府的活动”,随即被关入秦城监狱,后移送到劳改农场,1978年岁末方得以平反,无罪释放。其实当年他只不过是一位勤于思考,秉承儒家传统,清清白白的读书人,何罪之有?

老人的身份很快得到了确认,司机做梦也没想到,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“一大”代表——刘仁静。

那年月,刘仁静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但是好景不长。次子在南京的一家工厂任职,一直极力在政治上和父亲划清界线。然而“文革”中还是被对立一派以“黑五类”家庭出身为由揪了出来,惨遭殴打,还一度关在水牢里。这时刘仁静夫人陆慎之的处境亦十分困难。老伴被捕,次子杳无音信,女儿刘文澜远在上海。陆慎之没有生活来源,孤零零一个人,还要每天面对邻居的异样目光。她向户籍警要求到上海与女儿团聚,回答是“组织上不同意”。于是长子只好从每月微薄的工资中挤出20元接济母亲,逢年过节另加5元。如此苦苦挨了几年。1971年“有关方面”终于同意让刘仁静夫人到上海,于是她就把抄家剩余的衣物一股脑儿都带上,举家从京城南下,到上海与子女团聚。

刘仁静生于1902,祖上是开杂货店的,父亲考中秀才后在家里开私塾谋生,母亲是位温顺的家庭主妇。刘仁静在家里是长子,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科举志愿寄托给了儿子。刘仁静3岁开始识字,10岁那年就充当了“枪手”替别人考试。

孰料世事多变,1972年4月刘仁静在上海的子女突然接到父亲来信,要求母亲回北京照顾他的生活。这一来母亲想不通了,她说:“没听说有老头子坐牢,还叫老太婆作陪的,我不去。”此后刘仁静的子女又收到了第二封,第三封,内容和第一封都差不多。再后来,上海的户籍警都上门来催了,刘仁静夫人陆慎之气得生病。最后无奈中只好由长子陪母亲一起返回北京。

小学毕业后,刘仁静考入了英国教会办的一所远近闻名的语言学校,因为家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,两年后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三年级,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,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,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。该校涌现了一批后来十分有名的政治家,如:恽代英、林育南。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,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,如《新青年》、《甲寅》、《学生杂志》、《科学》等。刘仁静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,很快便成了《新青年》刊物最忠实的读者。

那一年,刘仁静的家眷被送到地处北京城外延庆的一处劳改农场,在那里他们见到丈夫和父亲。据长子回忆,那是一座所谓的“独院”,地处劳改农场的一个角落,内有两间平房,另加一间小厨房,一间厕所。看守人员住在对面,约有两三间房屋,他们另有出入通道。而刘仁静没有“陪伴”是不能出院门的。当然外面还有劳改农场高高的围墙、哨兵和电网。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,犹如一道天壤之别的屏障,无法洞悉外面世界的动荡与喧嚣。

16岁那年,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。本想当个中学物理老师,但因受新思潮影响,转入了哲学系,因为博览马列群书,深得陈独秀、李大钊器重。但是贫寒的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,为了能继续学业,当时北大的教授胡适、李大钊都给他写过拖欠学费的保单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还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:“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。李大钊。”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终于迎来了1978年,时代变迁开始了。当年夏末,公安部的干部在北京的江苏饭店宴请刘仁静夫妇,席间正式宣布,刘仁静从此自由了,回原人民出版社工作,任特约翻译。至此长达12年的“监护”生活终于结束。又过了8年,1986年,中央统战部找刘仁静夫妇谈话,通知他将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,10月任命正式下达。对于时年84岁的刘仁静来说,这似乎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,但毕竟是落实政策的体现,也是一种安慰。只可惜好景不长,1987年8月5日清晨,刘仁静因车祸不幸逝世,中共一大代表,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的路。

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,“五四”运动爆发。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,学生领袖罗家纶正在发表后来被称为“五四宣言”的演讲,刘仁静怀揣着一把尖刀悄悄地挤进会场。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,被身边同学急忙夺下,“当时父亲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。”儿子刘威立这样解释父亲的举动。

刘仁静于1902年3月出生在湖北应城。他小时候在应城小学读书,1914年春,考入武昌博文书院,两年后升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。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,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,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。因此,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,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,如《新青年》、《甲寅》、《学生杂志》、《科学》等。刘仁静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。特别是从陈独秀的大声疾呼中,刘仁静明白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,很快便成了《新青年》刊物最衷心的读者。

刘仁静旋即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。他不知疲倦地到处奔走,发表演讲,涌进了“五四”运动的最显眼的舞台。当他们来到赵家楼胡同时,曹汝霖家大门紧闭,愤怒的学生砸碎曹家的玻璃,刘仁静则借助同学的肩背爬进曹宅。门打开后,学生冲进曹宅,痛打章宗祥,火烧赵家楼。在此后的历次行动中,刘仁静都冲在前面。

网赌最佳平台,他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。1920年春,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,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。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1922年和邓中夏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《先驱》,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,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。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书记,主编《政治生活》。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。他曾于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,1937年出狱。1948年发表文章《评毛泽东的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〉》。

1919年6月3日,刘仁静在街头演讲时,被警方逮捕。17岁的他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,李大钊夸他:“小小年纪肯奋斗。”对于这段历史,儿子刘威立曾评价说:由于一时找不到其他斗争方式,而依旧选择坐牢抗议来表示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爱国热诚。

1924年3月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。部分与会者在上海的合影,后排左一为刘仁静

“北大一杰”舌战理论家

在中共历史上,刘仁静曾是“一大”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,当时年仅19岁。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,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,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,人生航船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、艰辛而又曲折。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,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。

1921年7月,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刘仁静出席了“一大”会议。之所以推送刘仁静参加,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在革命阵营中小有名气。据有关资料介绍:“一大”前,张国焘、邓中夏、刘仁静就被称为“北大三杰”,是党最早的杰出人物。

早在1917年,刘仁静就曾与中共领导人恽代英有过密切的交往。恽代英成立了“互助社”。其宗旨是:“群策群力,自助助人。”引起了思想活跃的学生青睐。刘仁静也参加了这组织,并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。当时,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,在各方面刘仁静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。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十点至十一点为养初改文。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,求庄重和蔼,与朋友交而敬之。”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对刘仁静关切之心。

在“一大”会场,只有19岁的刘仁静初生牛犊不怕虎,与李汉俊发生了争辩。李汉俊比刘仁静大12岁,是当时全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。会场上二人唇枪舌剑,互不相让,而且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原着,让与会人员瞠目结舌。或许这样的情节仍显乏味,但刘仁静随后的举动却让人忍俊不禁又颇多回味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给“互助社”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,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,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,如上街调查国货,宣传人们不忘国耻。刘仁静在“互助社”的实践活动,为其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。1918年7月,刘仁静中学毕业。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,告别“互助社”,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。

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后,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中央机构领导人,刘仁静投了李汉俊一票,李汉俊也仅仅取得这一票。当唱票的董必武惊诧地问:“谁投了李汉俊一票?”刘仁静爽快地答:“是我!”事后有人评价刘仁静:“个性执拗,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,始终不渝;秉性耿直,从来不耍手腕,而这种性格也惹来不少是非”。

在北京大学的日子,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一刻。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,即1919年5月4日,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“五四运动”。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,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,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,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。在这场运动中,刘仁静被警方逮捕,判刑一个月。刑满释放后,回校继续读书,并转入哲学系学习。

1922年11月,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。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,规定发言必须用俄、德、英、法4种语言。由于陈独秀不能运用这几个文种发言,由刘仁静代为发言。一位刚刚20岁的中国青年,面对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各国共产精英侃侃讲演,刘仁静风光到了极至。会上,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。这使他受宠若惊,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。

那时候,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。学生可以去听课。也可以不去听课,自己学习。所以,刘仁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。他在那里结识了学生会主席张国焘,每逢陈独秀授课之时,他每次都要去听课。他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,如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哥达纲领批判》等。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“五四运动”影响,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,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刘仁静广泛接触各界青年,先后在《中国青年》、《向导》上发表近百篇激励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,一时间名声大振。可是没过几天,他便与团中央不少同志产生意见分歧,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,负气离开团中央。返回北京后,他四处活动,想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,结果耽误了毕业考试,又没能赶上补考,他一生都没有拿到北大毕业证书。

1920年春,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同年10月,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,经邓中夏、罗章龙的介绍,刘仁静又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,即中国共产党的前身。1921年7月,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。刘仁静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“一大”代表,和张国焘一起,出席了“一大”会议。

书生意气:爱吾师,更爱“真理”

中共“一大”闭幕以后,刘仁静激情高涨,一下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。回到北京,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,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。与此同时,还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《先驱》,1922年1月15日,《先驱》创刊号出版问世。由于当时《先驱》刊物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,北大传达室就成了《先驱》对外联系和发行的接待点。之后,《先驱》刊物迁往上海,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。

1926年9月,刘仁静受中共中央派遣,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。这时列宁已经去世,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,1927年11月4日,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,又将其驱逐出境。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和遗憾,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。

1923年7月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,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。为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,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,先后在《中国青年》、《向导》、《民国日报》等刊物发表近百篇鼓励青年积极向上,与世俱进的文章。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:“我愿剖腹来唤起民众的觉醒……”家国情怀,拳拳之心,可圈可点。后来,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,离开了团中央,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。

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没有直接回国,也没有向党中央作出任何请求,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。他绕道欧洲,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会到了托洛茨基。

1922年11月,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,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。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,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,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。因此,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,途经奉天、哈尔滨、满洲里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。

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大约一个月。在那些日子里,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,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划船。从此,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。

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,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。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,大会规定发言须用英语。由于陈独秀不会英语,因此,由刘仁静代为在大会上发了言。参加此次会议,刘仁静大有收获。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,更值得刘仁静激动不已的是,结识了当年的二位苏联革命领袖人物,列宁和托洛茨基。

1929年8月16日,刘仁静回到了上海。党中央随即在《红旗日报》上刊出《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》,限他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。刘仁静不回应,于是被开除党籍。而习惯了坚持自我的刘仁静锋芒不收、傲气不改,依旧我行我素。他积极组织“托派”活动,自称“托洛茨基代表”、“正统托派”、“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”,也引起了“托派”组织成员的反感。他还与陈独秀抗衡,曾在争论中对陈独秀说:“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!”1935年被中国“托派”开除。

1926年9月,刘仁静再次受中共派遣,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。同时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蔡和森、彭泽湘、吴玉章、董必武、王若飞等早期中共领导人。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,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,以斯大林胜利为结局。1927年11月4日,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,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,斗争异常残酷。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,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。现代中国的前中共领袖高岗,刘少奇,林彪们的人生故事,有着异曲同工的历史参照,长留青史。

“回头浪子”的认错与期待

1929年4月,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,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。他没有直接回国,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的下落。于是,刘仁静离开莫斯科,踏上了去欧洲的征途。当年托洛茨基浪迹欧洲,飘泊无定。为寻找托洛茨基,刘仁静从苏联启程,经波兰、捷克,1929年6月来到德国的柏林,在一个皮匠家中住下。寻访工作毫无进展。一天,刘仁静在街头买了一份小报《民意报》,边走边看。突然,他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张托派报纸。刘仁静如获至宝,经查明《民意报》的报址后,按照报纸上的地址,刘仁静找到了办报人乌尔班斯〔德国人),并向乌尔班斯说明来意。乌尔班斯热情地接待了刘仁静,并向刘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。刘仁静兴奋不已,在乌尔班斯陪同下,参观了一些德国革命纪念地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,刘仁静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。

大约半月余,刘仁静告别了乌尔班斯,离开了德国,经罗马尼亚,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。刘仁静顾不上旅途疲劳,随即赶到太子岛,终于见到了托洛茨基。两人见面后,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。托洛斯基与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亲切地交谈。托洛茨基兴奋地说:“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中国朋友,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。”

刘仁静到北京后,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。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,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。文革期间,他在团河农场被关押了5年多,直到1979年初,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,这时他已77岁。

为了二人会面的方便,刘仁静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。每天早餐后,刘仁静来到托洛茨基家,多半时间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饭。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忙于写自传,给报纸写文章,赚点稿费,除了用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,还得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,生活过得很艰苦。为了维持生计,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写作。工作室不大,陈设也非常简陋,桌上堆满了书稿,还在桌上摆放着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。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。在那些日子里,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,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者划船。他们交谈的内容,主要是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。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,应该单独干革命。其次,他们还讨论一些国际问题。

198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,“七一”前夕,新华社采访了唯一健在的“一大”代表刘仁静,特发专稿《访问刘仁静》。文章说:“……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,他才如梦初醒,抛弃反动立场,站到人民方面来。从1951年到现在,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,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着作。”1985年刘仁静被聘为国务院参事。

临别之前,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,题目叫做《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过去的革命并提出于今后的任务设想。后来,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。1929年8月16日,刘仁静回到上海。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,不久,中共喉色《红旗日报》上刊出《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》,明确指出: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。刘仁静不从,甫久即被开除了党籍。从此以后,刘仁静,一个不合时宜的书呆子,退出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旋涡。

专访见报之后,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而来,访问的人络绎不绝。

如今,托洛茨基已是一个被淡忘的人物。每当人们提到前苏联国家领导人,地位仅次于列宁,后被斯大林排挤开的托洛茨基,就会想起以他为首的“托派”。在过去的大半个多世纪里,“托派”作为一个政治标签,是“反动派”或“反革命”的代名词。随着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,如今中国共产党终于对托洛茨基已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,中央党校的教材里已开始出现正面的文字叙事。

1987年刘仁静被撞身亡后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消息:“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,在停止思想的那一刻,走进了“同志”的会堂。

过去提到托洛茨基及“托派”,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。这并不奇怪,因为早在1929年10月的《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》中,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“积极地在政治上,组织上,各方面来攻击党,破坏党”的定性,在毛泽东的文章《论持久战》中,甚至有“汉奸托派”这样的文字表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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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十年后的今天,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他。人们知道苏联十月革命,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;人们知道苏联红军,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,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,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;人们知道1924年的苏联新经济政策,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;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,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,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曾经并排悬挂;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,却不知道早在1930-1933年间,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,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,防止希特勒上台;人们知道新版《列宁全集》中文版共有60卷,却不知道《托洛茨基全集》竟达150卷之巨,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军事、艺术、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。

就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,中国大陆学界以为托洛茨基的“平反”要等至下个世纪才能解决的时候,1999年人民出版社的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六、七、八卷出版。其中第六卷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》一文中,第七卷《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》一文中,均有对托洛茨基的重新注释,对其作了正面的评价,肯定了他在苏联革命运动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,托洛茨基及“托派”在中国的故事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至此,中共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。但是,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,恐怕比修改毛着中的注释更艰难。这需要有担当的史家秉直书写,让历史中被遗忘,被扭曲的人物逐渐还原,这是当代史应该弄清楚的事情。

作为观照,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背负一生的托派历史问题,根本就不是问题,尽管他几十年被笼罩在托洛茨基及“托派”二字的阴影之下。笔者三年前应邀到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京伦会议,曾当面请教过俄罗斯国家社会科学院的科洛琴娃教授,询问托洛茨基在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待遇,她坦言,“远胜过斯大林。”诚如斯言,应为信史。如今官修的前苏共和中共党史里,托洛茨基已经不再是一个“败走麦城”的负面人物,刘仁静的人生故事中与托洛茨基的过往交集,师生之谊是两国友好的见证,也将日益彰显出精彩的华章。

1949年后,刘仁静从上海来到北京。刘少奇曾亲自找刘仁静谈话,希望他为新生政权做点事情。后来,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,讲授政治经济学,同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。女儿刘文澜继承父业,是英语翻译家。1950年,刘仁静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。土改工作结束后,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一技之长,调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。他翻译了《普列汉诺夫哲学着作选》等着作,署名刘若水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,刘仁静受到运动冲击,被抓捕关进秦城监狱。据说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,发话说:“有些老托派,象刘仁静,不要关了吧。”不久之后,刘仁静从秦城监狱被放出,移送劳改农场多年。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,1978年刘仁静被“平反”,这时他已是74岁的老人,历尽人生沧桑,终于得以与家人团聚,安度晚年。

1981年,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,“七一”前夕,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当时唯一健在的“一大”代表刘仁静,并特发专稿《访问刘仁静》。文章说:“……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,他才如梦初醒,抛弃反动立场,站到人民方面来。从1951年到现在,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,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着作。”文章最后述及刘仁静的感想:“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,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,还是没有抛弃我,给了我生活的出路。”如今读之闻之,一位读书人的内心忏悔,是矣非矣,难以言说,仍然令人欷歔不已。相信多年以后,严谨的史家亦将会疏理其中曲直,给刘仁静一生以一个客观的评价。

史料记载,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之后,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前往,造访者络绎不绝,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乐趣。每当回首往事,如同恍若隔世。刘仁静常常感到愧疚和遗憾,更多的是幸运。然而1987年8月5日,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,这位中共“一大”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。刘仁静逝世后,8月12日《人民日报》和全国各大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。1987年8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消息:“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,终年85岁。刘亦宇曾是中共“一大”代表。向刘亦宇遗体告别仪式,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。”甫久,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举行了追悼会,虽然没有悼词,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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